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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位列“黑榜”第一的，是脸书（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最大输家扎克伯格东边日出西边雨，2018年对于脸书而言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丑闻”似乎成为企业与扎克伯格挥之不去的阴影。去年年初，脸书承认有8700万用户数据被“剑桥分析”不当利用，用于向用户投放定向广告，并在2016年美国选举时支持特朗普团队等，当时扎克伯格用40个“不知道”回应了国会的质询。

上面的分析其实就引出了回答第四个问题的逻辑“为什么数字金融在中国成了气候？当然，原因是多重的，但其中一条最为直接的逻辑链条，是因为正规金融部门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金融服务，数字金融、影子银行甚至民间借贷，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填补了正规金融市场服务的空白。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已经有数亿活跃用户的支付宝，最初的产生就是为了解决网购中的信任问题，一个西安人要在网商买一位在日留学生的二手相机。今天绝大多数的支付宝用户都没有信用卡，支付宝的产生为他们提供了支付工具。这里所说的数字金融是指利用数字技术提供支付、贷款、保险、投资等方面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模式，也包括一些金融基础设施，提供服务的主体既可以是新型的互联网公司，比如京东、腾讯和阿里等，也可以是传统的金融机构，像工行、人保和中金等。

另一方面，影子银行还有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规避了正规金融部门的利率与其它管制。现在要回表，能不能同时把那些管制取消掉，也就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比如利率市场化。如果政策不能调整，那么回表以后只能终止原来在表外为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这方面是有先例的，中国东南沿海一些地方的民间借贷一直很活跃，做得业不错，有一套独特的信用评估与风险控制手段，唯一的问题是没有受到监管，一旦出现风险就很难帮助并处置。所以有的地方就搞民间借贷阳光化的试点，让他们变成正规交易、接受监管。问题是一旦阳光化，原来的那一套就做不了了，然后又重新出来一批新的民间借贷。因此，在整治影子银行和数字金融的时候，控制风险很重要，但同时必须考虑为什么当初会形成这样的一些交易。

首先，国融证券公司提交了经过职代会讨论通过并在办公网站公示的相关规章制度，证明国融证券公司整体及各业务条线的盈利状况是决定是否发放年终奖的原则；其次，张娜所属部门2017年度业务的利润决算表以及证人证言的内容均显示该部门当年业绩为负，不符合发放年终奖的条件。张娜对此虽持异议，但未提交有效证据加以反驳，法院不予采信；

尽管我们常常羞于承认，这个时代对于成功的判断，最适合的定义表征依然是机场书店里属于独角兽以及科技寡头们的成功学。但黄卫伟认为这甚至不能定义为成功，“阿里巴巴、百度或者腾讯，某种程度上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只能说它们确实发展起来了。”当我们讨论这些科技寡头时，能够看出黄卫伟在用词上的克制，“凭借机会主义的浪潮，通过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上获得的这种成长的企业，我还不能称其为成功。”黄卫伟说，“什么时候能把中国产品卖到美国去，这才是本事。”

一种可能的情形是，上述两个效应在任何经济当中都同时存在，唯一的区别也许是在不同的经济甚至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效应占主导。如果一个经济的市场机制相对健全、监管框架相对成熟，大幅降低金融抑制的程度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但是如果一个经济的金融市场机制、监管框架尚不成熟，完全放开不仅不能带来好处，反而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效率，但伴随市场开放而来的是市场的波动和风险增加。举个例子。很多国家都在开放资本项目，但这经常会带来汇率的大起大落和资本的大进大出。有的国家很容易承受这样的变化，比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而有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资本项目放开以后，很快就发生了金融危机。所以同样的政策带来的后果是不一样的，抑制性金融政策的作用机制也是这样。